我叫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·彼得罗夫，二十七岁，出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郊外的一个小村子。

村子里男人多，酒也多，从小到大，没见过哪个男人不喝酒的。我父亲就是这样，一手握方向盘，一手端酒瓶，教我开车的时候嘴里还叼着烟。

他说：“儿子，伏特加是俄罗斯人的血，没它你开不了乌阿兹，也活不过泰加林的冬天。”

我十五岁就开始跟着他跑边境线，和中国商人做生意。

烟、酒、木材、废金属，啥都倒腾。

那时候方向盘坏了的乌阿兹车我都能开，钳子一夹，照样在雪地里漂移。

边喝伏特加边卸货，喝多了就睡在车厢里，醒来继续跑。

十几年下来，我一次也没把货洒了，一次也没把车翻进沟里。父亲常说我是他见过最稳的司机，我信。

去年春天，事情变了。

我们这个破矿镇——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几百公里，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——突然来了个怪客人。

一个小姑娘，中国人，白得像没见过太阳，瘦得风一吹就能倒。

她给自己起了个俄文名字，叫安娜。听起来可笑，一个中国娃偏要用俄罗斯名字，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在玩过家家。

她来的时候带着一股城里人才有的香味，穿得却一点也不像城里人，旧羽绒服，破靴子，眼睛大大的，睫毛上老是挂着水汽。

第一周她就病了，重得要命，肺炎，胸腔积液，烧到四十多度，躺在板房里说胡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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